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综述
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综述 *
穆 雷 杨双双 刘馨媛 蒋梦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制定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军事外语教学、学习、测评提供参照和依据,更在于维护国家利益, 为国防安全语言战略提供支撑。本文厘清了军队外语能力相关核心概念及关系,梳理了国内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中 已有成果和不足,并借鉴国际上运用于军事场景的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和国内《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已有成果,从量表的 能力维度、描述语撰写、级别设置和实证性研制思路四个方面,提出建立我国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的方法论。
关键词:军队外语能力;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语言能力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20)03-0060-07
DOI:10.13978/j.cnki.wyyj.2020.03.010
0.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高,中国对外交往愈加频繁,交往模式从被动转为了 主动,交往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国与国之间的军 事交往愈加密切。军队外语能力作为军事外交活动 沟通的桥梁, 是坚持新时代国防战略、践行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需要。首先,就新时代国防战略而言,习近 平主席明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新华社 2017),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不仅需要一 流的武器, 更需要一流的军队外语能力,其作用可总 结为:“(1) 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打赢世界强敌战争; (2)参与和指挥国际多样化军事行动,完成多样化军 事任务;(3)加强国际军事交流,传播先进军事文化; (4)积极发声构建形象,赢得主动形成强大话语权” (转引自梁晓波 2018:10)。其次,就总体国家安全观 而言,军队外语能力既是军事能力也是语言能力,是 保障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关键。“传统安全的重 要特征之一就是突出和强调军事安全”(蔡拓 2000: 31)。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涉外军事活动越来越频 繁,军队对外语能力的依赖程度也日渐增长,军队外 语能力成为保障军事安全,即传统安全的关键。新形 势下,国家安全延伸到了非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即 非传统安全, 其外延包括国家语言安全。因此,军队 外语能力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
提高军队外语能力需要多方面努力,但笔者认 为,制定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落实外语能力评测 标准是其中的关键。韩宝成和常海潮(2011:39)认为,
“ 外语能力标准是对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外语能力 从低到高的一系列描述,它贯穿于外语教学诸环节之 中,是外语教学目标或评价目标的参照或依据”。参照 该定义,笔者认为军队外语能力标准,即军队外语能 力等级量表是涉外军事场景下,军事人员(含军队文 职人员) 学习和使用外语能力从低到高的一系列描 述,它贯穿于军事外语教学诸环节之中,是军事外语 教学、学习、测评的参照或依据。量表研制的目的不 仅在于通过统一的标准,服务语言资格认定、语言学 习者和使用者的语言能力测评,促进不同国家、地区 之间的交流合作,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适应当时某国或 某地区的社会现实,服务该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战略, 最终目的是为了“ 维护该国、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同上:40)。只有制定科学、合 理的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才能够进一步开发出相 对科学、合理的军事人员外语水平考核体系,从而大 范围评估我国军队外语能力实际水平,进而为军队院 校外语教学体系改革,特别是国防语言安全战略提 供数据支撑。
然而,笔者在文献收集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目 前国内有关军队外语能力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1) 概念不清晰,定位不准确。随着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热 潮的兴起,国内学者对语言能力展开了多角度讨论, 提出了不少与军队外语能力相关的语言能力的概 念,但是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尚待梳理。(2)研 究内容主要以理论框架探索为主,具体的军队外语能 力等级量表研制工作尚未展开。为解决这些问题,首
先,笔者对军队外语能力相关的语言能力的概念和关 系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军队外语能力在国家语言能力 框架下的位置;其次,笔者对军队外语能力相关文献 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目前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最后,笔 者对国际上运用于军事场景的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和 国内《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对 比,初步提炼了可供我国研制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 表的借鉴经验。
1. 概念与关系
根据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军队外语能力 相关的概念主要为:国家语言能力(李宇明 2011)、军 队外语能力(文秋芳,苏静 2011)、国防语言能力(梁 晓波 2019)以及军事语言能力(李苏鸣 2020)。经过 对上述概念的分析与整理,得出了这四种能力的概 念关系图(见图 1)。 由于这些概念界限并非泾渭分 明,理论框架仍处于探索阶段,笔者仅希望通过对这 些概念及其关系的梳理,来定位军队外语能力,明确 军队外语能力研究的重要性。
图 1:概念关系图
李宇明(2011:7)在定义国家语言能力时指出“ 国 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中的‘ 语言生活 ’散布在各行业、 各领域”。其中散布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国家语言生 活为国防语言能力和军事语言能力。 由此可见,国防 语言能力和军事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框架下的 组成部分。
根据《军事大辞海·下》释义,国防指“为捍卫国家 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抵御外来武装侵略和颠覆在 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与国家防务 有关的建设和措施等”(熊武一,周家法 2000b:1870)。 根据《军事大辞海·上》释义,军事指“一切直接有关武 装斗争的事项的统称。包括武装力量建设、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军事科学研究等”(熊武一,周家法 2000a: 1217)。对比国防和军事的概念,两者有交叉重叠之处, 体现为与国家防务相关的军事活动。 以此为基础,可 以推断,国防语言能力与军事语言能力为相互交叉却 不包含的关系。其交叉之处在于:军队运用语言资源 实施和保障与国家防务相关的军事活动。
根据李苏鸣(2020:5)对军事语言能力的定义,军 队运用外语或者本土语言资源实施和保障军事活动 的能力属于军事语言能力的组成部分,其中军队运 用外语的能力则是军队外语能力。此外,军队外语能 力与国防语言能力也有交叉之处,体现为军队运用外 语资源实施和保障与国家防务相关的军事活动。
根据上述概念与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军队外 语能力的运用覆盖了国防和军事两个领域,并且要求 使用者同时拥有较强的语言能力和过硬的专业背景 知识,具有运用范围广、专业性强两个特点。正是由于 这两个特点, 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才有了 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随着国内学界对国家语言能力 理论框架的完善,该理论框架可以为军队外语能力等 级量表的研制者们确定量表使用范围提供划分依 据。 同时,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也可以进 一步推动该理论框架的完善。
2. 国内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研究现状
笔者梳理了现有学术论文和国家级科研项目等 成果,发现国内一直都在借鉴学习国外已有成果的基 础上反思国内军队外语能力建设,已经从宏观认识具 体落脚到微观层面如何进一步建设军队外语能力, 其中越来越关注国内军队外语能力测评研究,近年来 构建军队外语能力标准的需求更加凸显。这些研究 不仅确立了我国军队外语能力研究建设的学术价值 和现实意义,也为进一步开展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 研制提供了必要的学理依据和研究基础。
研究初期的成果明确了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重 要性。学者多从宏观上探讨基于国家安全的语言规 划及战略研究,呼吁重新审视外语在国家安全层面的 重要性,外语规划应结合国家安全需求。类似讨论迅 速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9·11”事件带来其语言战 略的一系列改变,促使国内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较 为滞后的国内语言战略建设现状与问题。这些研究 以介绍军队外语能力建设历史悠久、较为完善或独具 特色的国家为主,如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张天伟 2013;戴冬梅,谈佳 2013;李迎迎 2013),通过评析美 国新出台的语言战略的背景、目的、实施方案和相关 文件(鲁子问 2006;王建勤 2007;王建勤 2010;文秋
芳 2011;文秋芳,苏静 2011;文秋芳,张天伟 2013), 总结国外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的特点和现状,为建立我 国语言战略提出整体发展的建议。
当深入到国内军队外语能力建设研究时,有学者 意识到当时的军队外语能力评估方法已经不能满足 涉外军事行动的需求,军队在涉外军事活动中依然缺 乏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通晓区域知识和军事知识的 军事人才,呼吁制定能力标准。李洪乾(2009:39)基于 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期间对外派军事人员外语水平的 调查, 认为当时国内还没有“统一的针对国际军事行 动的外语能力评估体系或者指导大纲”,提出应参照 “ 美国 DLPT 与北约 STANAG 6001 标准体系”建立 我军外派部队外语能力考核体系,并且要“细分到听 说读写译各项技能”(同上:40)。这是首次明确地从制 定统一的外语能力标准的角度,为提高我军外派部 队外语水平提供方法路径。基于国防语言能力建设 现状, 傅岩松和彭天洋(2014:20)提出了国防语言能 力的概念,明确指出“ 国防语言能力标准缺位”的问 题,并建议“从通用语入手,制定国防语言能力评价标 准”(同上:21)。
如今,更多学者逐渐拓宽了研究视野,开始关注 国外军队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现状,并思考 2018 年国内首个统一的英语能力标准—《中国英语能 力等级量表》(简称 CSE 量表)对建立军队外语能力标 准的启示。梁晓波团队 2016 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 国防与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研 究”值得关注,该团队的研究成果对国防语言能力的 探讨较为深入,已经探讨了美国军队外语能力测评中 涉及的测试、量表和能力构成等研究,可为军队外语 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
项目组成员王欣春(2018:19)面对国内“ 尚未形 成能满足军队需求、体现军队特色的军人外语能力标 准”的现实,介绍了美军外语能力测评体系中的国防 语言能力测试 DLPT5(Defen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和国防语言学能测试 DLAB(Defense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重点描述了两种测试的测试目的、 形式和标准等,总结了美军军队外语能力测评体系的 三大特点,指出 CSE 量表由于没有“军事指向性”,我 军依然无法利用 CSE 量表“针对国际军事行动人员 的外语能力进行评估与考核”的问题(同上:24)。对于 国防语言能力具有针对性的特点,梁晓波(2019:24) 指出各战区部队要加强语言评估,“构建本战区语言 种类的清单和能力指标体系”。焦新平(2019)依次介 绍了美军外语能力测评的主要量表参照标准:ILR外语技能部分、ACTFL 外语指南、ILR 跨文化交际部分 和国防部(DOD)区域知识量表,分别对美海军陆战队 的外语、区域知识和跨文化能力进行测评。还有学者 (李洪乾,周大军 2019)基于涉外军事人才培训学员 的访谈和问卷调查,首次提出涉外军事行动语言能力 及定义,建立能力模块单元,以期对涉外军事人才培 训提供指导。其实,这样的能力模块研究不仅有助于 军事人才培养,对军队外语能力的量表研制,特别是 描述语的构成也有重要的启示。除了研究论文,该项 目组的其他课题成果也值得进一步挖掘分析,如论 文集、教材、报刊文章等,有助于了解建设军队外语能 力等级量表的现实需求,可准确定位描述语的收集 渠道。
国内目前在军队外语能力建设方面的研究,明 确了军队外语能力评估标准的研制意义,提供了较为 丰富的国外军队外语能力相关测评的成果译介,但 也体现出我国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存在的不 足:(1)对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外能力量表的介绍研究 不够具体深入,大多是对这些量表研制背景和内容的 概述,缺乏对描述语撰写、级别设置、研制思路更加细 致深入的分析;(2)指出了 CSE 量表未考虑到军事领 域的专业性,尚不可直接用于军事领域,但未指出如 何研制能力标准的具体措施。不及时解决以上问题, 就难以真正进入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工作。 因此有必要全面回顾梳理国内外现有关于军队外语 能力的量表情况,为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建设的方 法论找到具体的参考依据。
3. 方法论
建立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应广泛借鉴已有量 表的成果。从国际上来看,运用于涉外军事场景的外 语能力等级量表相对成熟,能够为我国军队外语能力 等级量表提供能力维度、描述语撰写、级别设置三方 面的借鉴。但我国建立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不能 照搬国际已有量表,而应通过实证的方法,建立起更 符合我国国情和军情的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从 这一方面来看,国内 CSE 量表已有较成熟、系统的研 制方法步骤,能够为我国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建 立提供实证性研制思路的参考。
3.1 国际已有量表
3.1.1 ILR 量表
美国国防部颁布的《跨部门语言圆桌量表》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简称 ILR量 表,为美国所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国防部军 事人员外派提供了依据。ILR 量表的雏形是 1955 年颁布的美国外交学院口语能力等级量表(The Rating Scales of US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原用于考核外 派军事人员的口语能力,后为美国政府其他部门采用, 故更名为《跨部门语言圆桌量表》(韩宝成 2006:443- 444)。2012 年最新版本的 ILR 量表包括听、说、读、 写、笔译、口译、视听翻译、跨文化交际七项技能,主要 设有“0、1、2、3、4、5”六个级别,对应的能力水平分别 是“不具备能力、初级能力、有限工作能力、一般专业能力、高级专业能力和母语能力”,并附有“0+ 、1+ 、 2+、3+、4+”五个过渡子级别。该量表既有从正面描述 某级别能够达到的能力,又有从反面描述该级别学习 者可能存在的不足。整体来看,听、说、读、写、译等分 项技能量表的描述语、级别设置的思路相近,故下文 将以口译技能下源语信息传达维度为例,进一步分 析 ILR 量表的优缺点。ILR 量表首次对学习者的外语能力进行了级别
表 1:口译技能下源语信息传达描述语(Herzog 2006: 27-31)
级别 |
描述语 |
0 |
无法进行双语信息转换 |
0+ |
只能够口译独立的单词 |
1 |
只能够口译独立、简短的词组 |
1+ |
就算是熟悉话题,传达的信息也不可靠 |
2 |
在大多数情况下传达的信息不可靠 |
2+ |
能够传达信息,但并不总是准确、完整 |
3 |
能传达许多微妙的、带有文化所指和习语的信息 |
3+ |
传达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细节和微妙的信息 |
4 |
忠实地传达讲者所言,包括许多细节和微妙的信息,体现风格、语域、源语文化语境等要素,不删,不增,不改 |
4+ |
忠实、准确地传达讲者所言,包括大部分细节和微妙的信息,体现风格、语域、源语文化语境等要素,不删,不增,不改 |
5 |
忠实、准确地表达讲者所言,包括全部细节和微妙的信息,体现风格、语域、源语文化语境等要素,不删,不增,不改 |
界定,开创了研制量表的先河,为后续量表的开发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转引自韩宝成 2006:444)。应该肯 定,ILR 量表最早将抽象的外语能力量化、细化为 7 项技能、11 个级别,因而得以广泛运用于美国国防部 军事人员外语能力测试。然而,从能力维度来看,ILR 量表仍着重于描述通用外语能力,缺乏对军事场景、 军事知识、军事语言特征的描述,因而在针对性上有 所欠缺。在描述语的质量上,ILR 量表中采用“大多数 情况下,并不总是,许多,大部分,全部”等较模糊的词 语界定能力,解读相对主观,若以此为衡量标准,则不 够科学、严谨。在级别设置上,3 级水平已是较高水平, 低级别描述语较少,说明该表未能更加细致地区分 低水平学习者的能力(Hudson 2012: 481),而高级别 的描述语虽更加详尽,但级别 4 和级别 5 之间的区分 并不明显,这说明不同级别之间能力跨度不均衡。除 此之外,ILR 量表只有分项技能的描述,没有总体外 语能力的描述(韩宝成 2006:444),且量表是基于制 定者的经验而来,未经过实证检验,因而也缺乏效度 和信度(Hudson 2012: 482)。
3.1.2 LREC 标准
2011 年,美国国防部颁布《语言技能、区域知识、 文化 能力 战 略规划:2011 -2016》(Strategic Plan for Language Skills,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al Capabilities),提出军事人才既需要掌握相应的语言 技能,又需要一定的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2013 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出台了《语 言、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识别、计划以及资源管理》 (Language,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e Capability Identification, Planning, and Sourcing),简称 2013 版 LREC 标准。该文件进一步量化区域知识和核心文化 能力, 并形成评估细则和标准,但该标准只设有 3 个 级别,相对简单、粗略。2016 年,美国国防部颁布《国 防语言、区域知识、文化能力项目管理》(Management of the Defense Language, Regional Expertise, and Culture Program),简称 2016 版 LREC 标准,该版标准添加了 17 条提高文化能力的建议,并将区域知识水平细化为 “ 0+、1、2、3、4、5”六个级别,每一级别含有 5-8 条描 述语不等。下文将以 2016 版 LREC 标准的下区域通 识知识维度为例,进一步分析其优缺点。
从能力维度来看, 2016 版 LREC 标准首次将语 言水平、区域知识、文化能力视为同等重要的三个要 素,而且每一要素下又有若干明确的维度,如区域知 识下就包含驻留年限、工作经验、区域通识知识、专业 能力、培训途径等维度,从而详尽地描述军事人员在 军事场景下的外语能力。我国制定军队外语能力等 级量表可借鉴该标准,除考虑语言因素之外,也应融
表 2:区域通用知识描述语(DOD 2016: 27-31)
级别 |
水平 |
描述语 |
0+ |
初级前 |
知道该国、该地及其文化的基本情况,包括地理位置,国土面积,邻近国家,主要使用语言,关于当地政府、主要地 方特色、宗教的一些事实,以及一些近代历史等 |
1 |
初级 |
对于同工作相关的该国、该地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除工作以外),对该国、该地或相关问题的了解极 其有限 |
2 |
中级 |
在所驻地区的事件和形势上,有着丰富的知识,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
在特定话题、影响当地的直接相关因素上,表现出深刻的理解,掌握的区域知识足以(使其)做出判断,并能用论据 支撑其判断 |
||
3 |
专业 |
在所驻地区的事件和形势上,有着丰富的知识,可提供参考意见 |
4 |
资深专业 |
比起许多甚至大部分本国人,更加了解该地或该国大部分情况 |
5 |
专家 |
在所驻地区的事件和形势上,表现出全面的理解 |
掌握或能够使用的区域知识在运用层面上相当于受过大学教育的当地人,能够运用抽象理论谈论该国政治结构、 历史、经济、宗教等议题,并能够运用理论解释或评估(人们的)行为举止 |
入典型涉外军事场景,考虑加入区域知识、跨文化能 力等维度,从而描述军事人员实际运用外语的能力。
从描述语来看, 2016 版 LREC 标准既有采用较 为明确、具体的语用实例,如了解“地理位置、国土面 积”或者能够“谈论该国政治结构、历史、经济、宗教等 议题”,军事人员可根据标准中的实例,衡量自身是否 达到该能力水平。但同时,该标准也有许多模糊的程 度词,如“一些、许多、大部分、一定程度的了解、深刻 的理解、全面的理解”等,这些词语只有相互对比才能 确定语义,作为描述语则不够精准。此外,描述语整 体的格式缺乏统一,级别 1 和 5 的描述语多达三行, 级别 3 则只有一行,而级别 2 和级别 5 在同一维度下 有两条描述语,说明整体设计仍需完善。
从级别设置来看,2016 版 LREC 标准,比起 2013 版 LREC 标准更加系统,描述语也从原来的 9 条扩充 到了 40 条,体现出美国国防部对区域知识和文化能 力的重视。但级别设置仍不够严谨,如从级别 2 和级 别 3 来看,“可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和“可提供参 考意见”没有明显区别。此外,LREC 标准仍是基于制 定者的经验而来(ibid.: 26),未经过实证检验。
3.1.3 STANAG 6001 量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军事方面制定了许多同盟 国共同遵守的标准协议,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标 准语言量表》(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Standard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又称 STANAG 6001 量表。 该量表分为听、说、读、写四项技能,每项技能分为语 言任务、话题或语境、准确性三个维度。该量表借鉴 ILR 量表已有成果(Clifford & Cox 2013: 46),删减了 重复、冗余的描述语,添加了部分语用实例,每一条描 述语指向的能力维度也更加清晰,但总体同 ILR 量表相近,故本文不再赘述。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北欧国家间语言协调部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oordination)列出 了若干可供参考的附件,如能力概述总表(Overview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s)。该总表添加了军事人 员整体外语能力水平的描述,并将语言任务同军事任 务相结合,说明相应级别的外语水平大致能够完成哪 些军事任务。以 1 级生存级别为例,就外语水平而言, 学习者能够理解并产出简单、日常的提问和回答,在 熟悉的领域能够理解并产出短小的词组,以满足个人 即时所需; 就军事任务而言,学习者能够在关卡处询 问基本信息,如姓名、目的地和身份证件等;能理解公 告大意、简短的电台信息和书面通知;能完成熟悉的 任务,如看医生、安排输送、提供急救、撰写简短的便 条等(BILC 2019: 1)。
该能力概述总表作为参考性文件,主要是为解 读 STANAG 6001 量表和聘用军队外语人才提供方向 性指导,故而相对简略,每一级别只含有 4 至 6 条对 整体外语能力的描述语,总共只列有 21 例军事任务。 但该表以实用性为导向,对于语言任务、军事任务的 描述具体、详尽,学习者能够参照描述语,较为合理、 客观地预估自身能否完成相应任务。因而,我国制定 军队外语能力量表可借鉴该思路,将语言能力同军 事任务相结合,以军队外语语用实例为导向,从而为 军事人员提供更加实用的外语能力指南。
综上,我国制作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应借鉴国 内外已有量表的优点,反思其不足。笔者认为,首先 从国外已有量表的内容上看,可以从能力维度、描述 语撰写、级别设置的角度,归纳为以下三点:(1)军队 外语能力应同通用外语能力相区别,军队外语能力应在通用外语能力之外,纳入军事语言、区域知识、跨 文化交际能力等维度,并以是否能运用外语完成相 应军事任务为导向,从而使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 更具针对性;(2)描述语应当具体、详尽,避免语义模 糊的形容词和程度副词,必要时增加具体的语用实 例,从而使表述尽量客观、具体、实用;(3)级别分层 应采取等分的方式,保持级与级之间的跨度相对均 衡,且每一级别应当由若干明确的维度组成,避免不 同级别出现不同维度, 或同一级别同一维度下出现 多条描述语的情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际 上运用于军事场景的外语能力量表或标准多是基于 制表机构的经验,尽管经验能够为描述语撰写提供 一手素材,但只凭经验无法保证量表的科学性,还应 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提高 描述语的质量,增强级别划分的科学性,从而增加量 表的效度和信度。
3.2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国内目前虽然还没有研制出军队外语能力等级 量表,但 2018 年颁布的 CSE 量表是基于充分的调查 分析和实证研究,根据我国国情和教情对语言实际的 需求研制而成。回顾 CSE 量表研制背景和各阶段使 用的方法,汲取 CSE 量表研制成果的方法经验,将有 助于保证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建设的科学性和针 对性。
CSE 量表的研制历经四年,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 研究,形成了较成熟和系统的编制方法与步骤,即“收 集描述语、对描述语进行分类、对描述语进行分级 ” (刘建达 2019:10-11)。研制阶段中的描述语收集方 法有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通过“ 国内现有课程标 准、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国外语言能力标准”(同上: 10)等文献阅读和采样,广泛收集在不同真实场景中 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运用语言能力的描述语,利用 问卷调查确定典型活动,参与对象涵盖英语教学各 阶段的一线教师和学生。在描述语分类阶段,CSE 量 表采用专家法进行初步分类,再用问卷法验证。全国 120 多名英语教育专家及博士生分成不同小组多次 参与描述语的查重筛选,将“最初收集的 10 多万条描 述语精简到最后参与实证调研的近 5 千条描述语 ” (刘建达,彭川 2017:6)。在描述语分级阶段,结合问 卷和统计方法确定最终分级。统计显示,全国有 1500 多所大中小学参与量表能力描述及能力分级实证研 究,共有近 13 万学生、近 3 万英语教师和社会人士参 与问卷调查。 目前已进入量表应用阶段,主要采用问 卷法、访谈法,深入了解量表应用主体的需求。
CSE 量表依据系统的研制思路,组建了专业的学 术研究团队, 开展了有效的实证研究,这对军队外语 能力等级量表具体研制方案有四点启示:(1)除了梳 理国内军队外语能力相关的研究现状,还需要通过调 研、问卷、访谈等方法,了解国内军队外语能力测评的 考核方式、不同涉外军事场景的外语能力实际需求、 所需外语能力构成和知识储备等现实问题;(2)尽快组 建由 CSE 量表研制专家和军事英语研究领域的专家 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集思广益,统筹开展军队外语 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工作;(3)在描述语收集阶段,找 出国内军队的典型涉外场景,广泛参考国防部白皮书、 军事院校对外语人才、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等文献; (4)在描述语分类和分级阶段,相比 CSE 量表,军队 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过程中所涉及的师生数量很 有可能远不及 CSE 量表所覆盖的样本量,而且还要 充分考虑军事人员的特殊性,按需采用不同的访谈 问卷方式, 如或许要对军事人员、专家等进行远程采 访等;(5)从实操性的角度考虑,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 表的研制也应先从英语开始,再进一步推广至其他 语种,这样既减少了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发基 础阶段的巨大工作量,又可借鉴利用 CSE 量表的科 学性,从而保证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发的进度 与质量。
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并非仅仅是在 CSE 量表 基础上增加军事特色就完成了研制,涉外军事人员因 职位和军事任务不同,外语能力要求也不同,需要充 分考虑涉外军事场景的特殊性,因此需要思考以下两 点适用性问题:(1)初级阶段的能力描述应要求军事 人员能够完成任何军事场景中的基础交流活动,如 准确辨认军衔、准确理解军事命令等。此外,初级阶 段的能力还要纳入一定的军事知识、区域知识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这是因为在涉外军事场景中,即便是简 单的对话,如果不了解相应的军事知识、跨文化知识 等,也将无法准确理解交流中的重要信息;(2)对于中 高级阶段的能力描述,则需要区分不同的典型涉外军 事场景。国际维和、护航、救灾、军事联合演习等典型 的涉外军事场景,不仅整体上对军事人员的军事英语 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军事知识、军事任务等有较高 的要求,在制定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时,可更多地 借鉴 CSE 量表中高级别能力的内容;而且不同的典 型场景由于军事任务不同,即便是同一项中高级别能 力,要求也会有所差异,因此需要充分考察不同涉外 军事场景的实际语言能力需求,使能力描述更加精准, 更有针对性。
4. 结语
研制我国军队外语能力等级量表能够为军事院 校外语教学提供方向和指导,明确军事院校同一般院 校在外语教学方面的区别,制定军事和国防导向性的 教学大纲、教材和课程体系;将有助于军事人员更好 地认识军队外语能力同通用外语能力的区别,指导军 事人员进行自我反思和评估,从而提高自身外语能 力;也能够为选拔相应的外语人才提供参考和依据, 完善外派军事人员测评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战略利益。在量表研制中,应充分吸收已有量表成果, 着眼于我国军队当下对外语能力的实际需求,同时具 备一定的前瞻性, 考虑未来国防战略和国际关系的 变化对军事人员外语素质的新要求,从而使军队外语 能力等级量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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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穆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翻译教学,语言服务等。杨 双双,硕士生。研究方向:口译研究。刘馨媛,硕士生。研究方向:翻 译教学。蒋梦婷,硕士生。研究方向:口译研究。